蒋军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后当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还写有《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和《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本来，我是‘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的校长，就个人的本意来说，我愿意办学，不愿意带兵。当蒋介石把我从汉口叫到南京，要我当十二兵团司令官时，我就当面向他表示，说自己‘离开部队久了，带兵怕有困难’。”
老蒋的一意孤行，很多黄埔生都深有体会，除了黄维，还有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都是被老蒋赶鸭子上架，而且赶上去就不让下来，一直到战败被俘，这些人才终于“安生”了。
说到刘峙为总司令，杜聿明、孙震、刘汝明、冯治安、韩德勤、李延年为副总司令的徐州“剿总”，我们就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第十二兵团原本不属于徐州“剿总”，黄维到淮海蹚浑水属于帮忙，他放着好好的军校校长不当，为啥偏要巴巴地跑到双堆集等着被活捉？
黄维出任第十二兵团司令，以为自己只是个匆匆过客：“我从新制军官学校校长调任十二兵团司令官，仍兼新制军校校长。我组成兵团司令部，并赴徐淮战场。原指望几个月后打完这一仗就可以返回学校，可是没有想到学校还来不及等到我回来，就已经匆匆忙忙地迁到台湾，我却当了俘虏。”
据黄维回忆，第十二兵团就是在胡琏整编第十八军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当时老蒋为了在谈判时“占便宜”，既然双方约定各保留多少个师，他就把军变成整编师，拥有若干整编师的整编军，换个名字就能变成兵团。这一点黄维也十分清楚：“一九四八年九月，当时各军都还是用整编师的番号，到编为兵团以后，才恢复军的番号。当时整编第十八军（等于兵团的组织）军长胡琏兼任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该军则下辖整编第十一师（即第十八军）和整编第三师（即第十军），另外整编第十师（即第十四军）也归胡琏指挥。”
按理说由胡琏出任第十二兵团司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黄维也可以安心当他的军官学校校长，在双堆集被俘的，可能不是黄维而是胡琏了。
黄维虽然书呆子气十足，但也不是不知道好歹，他最后也承认自己被俘是因祸得福：“假如我仍旧在旧军队里，得了病就得离职回家。我黄某人的家底并不算厚，经济力量毕竟有限，即使典当一空，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医治十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
黄维感谢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治好了他身体和思想上的顽疾，却似乎一直没有找到自己一败涂地被生擒活捉的根源，在特赦之后，还是坚持既不骂老蒋，也不肯骂陈诚，其理由有点荒唐，这里就不再复述，咱们还是来讨论一个比较安全的问题：黄维被老蒋的催命符送入淮海战场后，还有没有机会逃掉？
我们细看相关被俘将领的回忆文章，就不难发现黄维至少是有四次机会可以逃掉的，他缺少的不仅仅是反驳老蒋乱命的胆量，更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
即使是在封建时代，也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说法，黄维对老蒋的愚忠和盲从完全不可理喻，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也是他断送十多万人马的关键因素。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原本属于白崇禧为总司令，张轸、宋希濂、夏威、潘文华、徐祖贻、李品仙为副总司令的华中“剿总”。
黄维兵出汉口，在确山、驻马店、遂平一带集结休整，白崇禧到驻马店召集军长以上人员举行会议，命令地十二兵团在第三兵团配合下，由驻马店附近地区出发，向泌阳、唐河、南阳攻击前进，没有找到战机就撤回。
黄维转了一圈没有碰到解放军主力，刚回到驻马店，就接到白崇禧口气严厉的命令：“即刻向徐州进发，不得以任何借口迟延行动！”
白崇禧之所以下这道命令，其实是有个前提的，那就是他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剿总”，动用全部兵力展开大决战，但不知为什么，白崇禧头一天答应得好好的，第二天就变卦回了武汉，原本设定配合第十二兵团的张淦第三兵团也缩了回去，不再给黄维当后盾。
张淦缩了回去，十二兵团后面空门大开，这对黄维来说还真不完全是坏事——他有了不去徐州的理由：只要他坚持等张淦兵团来了他才动，那么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白崇禧和老蒋在电话里吵骂了。
如果黄维以第三兵团没有跟进为由，在驻马店反复向老蒋请求暂缓出兵，老蒋老白电报往来拖延个十天半月，黄百韬第七兵团被解决掉，自然就会让黄维缩回去了。
黄维顾头不顾尾，放弃了第一次机会，完全按“国防部”规定的路线前进，这一走，才发现地图好看，道路难行，黄维叫苦不迭：“部队有战车营、榴弹炮营等重武器和汽车营及大量胶轮大车，且道路不良，沿途又需渡过南汝河、洪河、颍河、西淝河、涡河、北淝河、浍河，以致部队行动迟缓，受到解放军的拦截和追蹑。因而当时曾拟利用涡河的掩护，由蒙城以主力转到怀远附近渡河，与铁路正面的友军联系，再向宿县进攻，如此或可出解放军之意外，前进可较为安全。这一意见，曾电国防部请示，未得同意，仍限令照原定计划攻击前进，迅速赶赴徐州。
黄维事事向“国防部”请示，这就又丢掉了第二次机会：如果他绕过“国防部”而直接向老蒋请示，那结果可能就大不相同了——负责制定作战计划的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最喜欢让重装部队走水网地带，杜聿明和黄维更喜欢走大路和铁路，杜聿明后来自作聪明连人带装备都留在了陈官庄，黄维则是完全遵命行事，甚至在意见被驳回后，甚至没有再次申诉，就按照上边的命令一头扎进了包围圈。
黄维回忆起那次战役还十分遗憾：“我军陷入了解放军的袋形战线，我再想往前攻，攻不动了，而背后是几道河，后方已完全被解放军切断，怎么办呢？再这样子打下去是不行了，于是我就想把部队转移到固镇方面去。可是部队没有走出多远，就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被解收军黏住逃脱不了啦。从11月25日被四面包围，几次向解放军反攻，但都没能突围出去。”
看黄维的回忆文章，似乎他“当机立断”向固镇逃窜，但该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则是另外一种说法，看杨伯涛的《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我们就会发现黄维第三次丢掉了逃走的机会。
据杨伯涛回忆，他们在南坪集三面受到攻击的时候，东南面的口子还没扎上，只要十二兵团星夜向固镇西南的铁路线靠拢，南坪集到固镇只八十多华里，机械化部队一气就可赶到。
黄维到了固镇，既能取得后方的补给，又能与李延年兵团合股，想吃掉他就很困难了，但关键时刻，黄维犹豫不决的老毛病又犯了：杨伯涛和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从11月21日下午就建议黄维赶紧下令向固镇奔逃，但黄维一直踱步到半夜十二点才决定兵团即刻向固镇转移，并定好22日凌晨五点出发，但一直吃完午饭，黄维还是迟迟不下开拔命令。
心急火燎的杨伯涛跑去兵团司令部催促，才知道黄维一个传送命令的参谋“丢了”，黄维要等他从吴绍周八十五军拿着回信回来才肯动弹——黄维可能是吸取了陈诚在东北的经验教训（陈命令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和新六军军长李涛去救新五军军长陈林达，廖李二人迁延不进导致陈林达兵败被俘，但陈诚拿不出书面证明，廖李一口咬定没接到命令，结果弄得死无对证，不了了之），凡事都“按规定来”，结果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走到双堆集就陷入重围，再也走不动了。
杨伯涛回忆的时候，应该还在捶大腿：“如果以早上五点钟开始行动算起，则耽误了十一个钟头之久，按急行军速度至少走了六十华里以上的路了。”
黄维连续三次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连最后一次逃跑的机会也丢掉了，他第四次逃跑的机会出现在11月27日，也就是廖运周起义那一天，黄维的突围部署，可以说是一塌糊涂，遇到突发状况根本就没有应变之策。
也不知道黄维是想保住嫡系，还是杨伯涛态度不积极，那一天的突围，居然没用战斗力最强的十八军打头阵，而是让其向西、向南掩护，第十军、第八十五军拼力向东南攻击，然后就是廖运周起义，黄维对前线战况几乎一无所知：“在浍河南岸担任掩护之第十四军部队战斗力脆弱，受到解放军的猛攻而溃退到杨围子方面混战。这一情况，未为兵团部和第十军所知；第八十五军的攻击部队廖运周师（第一一〇师）攻击进展以后，因后续部队迟缓，以致被解放军截断联络，该军其余部队的攻击，也因之停顿。”
廖运周之所以能顺利起义，也跟黄维的荒唐排兵布阵有关：廖运周的两边和身后，居然没有掩护和跟进部队，廖运周过去了，口子又封上了，黄维最后的命令居然是“把当时的战线稳定下来，加以调整，就地固守待援”。
固守守不住，待援援不来，黄维要是在11月27日孤注一掷突围，即使不能全部逃脱，以扔掉大部分重装备为代价，他和几个军长还是有可能带着少数机动部队溜掉的——后来的包围圈更严密，胡琏还是坐着坦克车钻空子逃跑了。
黄维指挥作战是个外行，而且也不善于奔跑，战后很多被俘将领都对黄维大加挞伐，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看了黄维和相关人员的回忆文章，应该能回答这样的问题：黄维在双堆集被俘，是不是被白崇禧坑了？如果把黄维换成胡琏或邱清泉，他们敢不敢违抗“国防部”的指令，见势不妙就抗命开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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